饶良王志道原创作品连载《第六篇》

李四占工作室

饶良王志道原创作品连载《第六篇》

我的舅父

舅父姓姬讳运亭，生于1918年，卒于2000年春节前腊月二十七。

舅父是在苦水中长大的。他具有勤劳、贤德、与人为善的品质，智慧清醒的头脑和在苦难中求生存的顽强精神。他为我兄妹的成长发展倾注了全部心血，也是陪伴我们最为长久的父辈亲人。

一、苦难、辛勤、奉献的人生

舅父家祖居饶良北边三里魏村。幼时本是“娇子独苗”，出生后，他的一只脚的小指即被外祖母咬掉，使他成了“肢体不全”的人，以避阴司“捉命”，而望其成人。这是长辈因“势单力薄”或原生夭折采取的不科学做法。三年后母亲出生，二外祖也就儿女双全了。

不幸的是，舅父刚8岁，二外祖带领舅父和母亲去下宋村“逃反”，该村寨防被杆匪攻破，二外祖双双遭杀害。舅父和母亲自此成了孤儿。

8岁的舅父和5岁的母亲被其姑母程家收养后，先是干一些割草、放牛等力所能及的农活，待到十二、三岁时，便去唐河县源潭镇（这里有通往襄樊的水路码头，当时工商业发达）当童工，初时烧火，后学烹饪。

直至新中国成立，舅父就一直给资本家和地主当厨子。解放后，定居在当时当厨子的唐河县太和韩庄村。他虽分了土地和两间草房，但因已过“而立之年”，就一直没有能够成家。

分得土地后，自种自食了二、三年，接着农村就走上了“集体化”、“公社化”道路。舅父就成了一个能够扬场、播种，各种农活精通的棒劳力。

农民除了每年按耕地交纳农业税外，还有完成粮、棉、油的统购任务以及猪、禽、蛋的收购任务。社员们生产出的粮、棉、油，除三留（口粮、饲料、种子）以外，要全部交给国家。农民口粮指标低，且以红薯干为主，小麦等细粮很少，过春节时才能吃几天白面馍。

油品每人每年只有1斤，生猪、鲜蛋，也是以低价上交。城市人口的吃粮和副食凭票证（包括粮、油、肉、蛋、布等）平价供应；肉、蛋等畜产品，农民自己需在市场上买高价吃。这差价往往是2倍，甚至数倍。

舅父所在的太和公社闫店岗大队，上世纪60年代中期有3000多口人，仅小麦每年贡献就在百万斤以上，以后更是这样。平均每人每年上交300斤以上，可以供应一个非农业人口的口粮。当时讲，各项上交任务是“保国防、保出口，保工人老大哥”。“农民兄弟”只好吃亏了。

除了常年的农活，那年代修鸭河口水库，引丹工程、焦枝铁路、明毛铁路等大型工程不断，还有县和公社的交通和农田水利等工程，都是使用的农村无代价劳动力。

这些工程多以公社和大队为单位按民兵建制，吃食自带。凡有工程任务，舅父多得参加，因为他没有家庭负担，又是做饭的好手，虽吃苦劳累，也不能推脱。

他还给我说了一个他参加修鸭河口水库时民工编的顺口溜：“穷板桥，富南湾，想使工资上薄山；鸭河口真屁蛋，包谷糁，红薯面，一天挑土两方半，搞不好还得受批判。”

舅父一直为当时的农村大集体，更是为国家辛勤劳动了30多年，一直到60岁也不“退休”。最后还是单身一人，连年老生病期间的治疗和辞世后的安葬，也没有让他劳动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大集体出一分钱。




二、一生的期望和倾注

自从二外祖遇害、母亲和姑婆相继辞世后，除了我兄妹，舅父几乎没有其他亲人。但是他的内心并不孤单，他把我俩的成人成才，当做最大的安慰，并在我们的后代身上寄托着极大的希望，倾注了全部心血。

1950年初母亲辞世，当时我尚未入学；1954年秋，踏入高小大门的第六天，父亲也辞世了，我和妹妹成了父母皆无的孩子。但我并不认为自己成了孤儿，因为我们还有父辈的其他四位亲人，还有舅父在。

在尚不能决定自己命运的十字路口，父辈作出了让我兄妹继续上学的决策。为了解除我自担柴食、立灶自炊的困难，舅父又去到紧邻学校的姑婆（舅父的姑母）家，安排我在那里吃住，为我继续上学提供了方便。

后来农村的生产形式，又从互助组到初级农业社，又到高级社，直到1958年的公社化、食堂化（一个村或一个队集中一起吃大锅饭），舅父要在他所在的韩庄从事集体劳动，不少时间都是外出修水利工程，我们之间见面和交流都比较困难。但他仍是千方百计想办法，帮助三伯供我俩上学读书。

1962年我师范毕业，连母校也被砍掉，我们的工作分配也推迟了一年。我就在本村学校当了一年代课教师。1963年8月我被正式分配到饶良小学教书。这时，我只有一条里表不分、补了几个补丁的土布破棉被，有铺的没盖的。没有办法，我就同夏炳东兄（同学）睡在一张床上“打老通”。

天气渐冷，舅父就用他积攒了两年的“布票”，扯了被表和被里，给我做了一条红色印有绿色凤凰的“尼子”棉被,使我盖上了有生以来第一条“洋布”的花被子。

1964年妹妹考上南阳师范后，舅父几次步行一百多里去学校给她送去一些必需的零用钱。

1969年3月，我被调到舅父所在的太和公社(1965年社旗建县时划归社旗)工作，但那时月工资仅34.5元，除了吃饭和日用品，没有剩余。舅父见三伯的身体渐弱，在患有严重胃病的同时又得了严重心脏病，眼看不久于人世。就把他多年来积攒的120元钱交给我，让我给三伯操置一副棺木板。1974年4月28日三伯与世长辞，这板材就做成了三伯的“老屋”，使他及时入土为安。

三伯辞世后，我心情沉痛，加上工作任务繁重，犯了胃病，体重减到不足110斤。舅父为我的身体犯愁，就常去公社看我，嘱托我抓紧治疗、保养好。有时还送去一些加了助消化中药的干饼，用于辅助治疗。

1981年生产队彻底解散，近30年的集体生产经营告终，农民有了生产经营的自主权，重新做了土地的主人。当时我已被调到县委宣传部工作，家里的责任田无暇顾及。舅父又从韩庄把家搬到了王新庄，为我种好那六、七亩责任田。

他凭着多年的种地经验，使当时的小麦亩产达到800斤以上，超过了一般农户的产量，而且品质也好。记得1982年我借村上的一个四轮车，去太和卖了近3000斤小麦，每市斤价0.256元，使我的腰包里第一次装上了700多元的现金，相当于当时将近2年的工资。

直到1986年，根据“知识分子政策”，我全家转了商品粮，成了城镇户口，责任田取消，舅父的种地担子才得以减轻，这时他已65岁。在我家种地的五、六年，没有机械，收、种、管全靠他一人。特别是收麦和收秋，把作物收下来，他还要用架子车运到场里。有时威和小可回去“帮忙”，舅父总是把他们撵回家去，或让他们去树荫下玩耍。因为不仅我和妹妹是他的骄傲，孙辈们更是他的骄傲和希望，只要见到孩子们，就成为他老年的“享受”了。

三、幸福晚年和最后告别

舅父的晚年是幸福的，不仅梦想得以实现，而且衣食无忧，身体康健。一直到80大寿时，他仍是体力如年轻人，上楼时一步两阶，耳不聋、眼不花，头脑清醒，记忆力不减。在村上他最早有了电视机，连抽的烟和偶尔要饮的酒，也是村上很少有人能够享受到的。

他一半时间在家，一半时间在县城，来县城也是在享受他为孩子们服务的快乐。我外甥张超正长身体时喜欢吃肉，道珍工作又忙，他就主厨做饭，满足他的生长需求。

1988年我在县城建房，舅父就在工地住了一年，同文顺、兴保一起，起早贪黑地招呼摊子，除了工地劳动，还负责几人的饮食。当他看到工程一天天地进展，总是满心欢喜，看不到一丝劳累的表情。

我的长子结婚时，尽管他当时已生了病，仍像一个“老太爷”一样忙里忙外。后来，他首先察觉了长媳的“反应”，就时不时地跑上三楼给她送些水果来，有时他们不在家，他就把东西挂在门的扳手上。让儿媳感动不已，至今还常念及。

正当人们称赞舅父的健康和幸福时，1998年6月，他突然生病了，主要是腹部涨疼，初检说是肠梗阻。在县医院住了几天，大有好转，但后来还会复发。先后在本县和南阳中心医院作了胃镜、肠镜检查，发现乙状结肠处长了一个小小的瘤，经化验为良性（息肉），不建议作手术。除了西药外，南阳有名的中医杨先生开了一个处方，服后效果明显。

自此，舅父就不再回韩庄久住。妹妹在一高安排一间宽敞透亮的住房，除原来的一张大床外，又新铺了一张小床。门外还有个小厨房，有时我们两个就在一起吃住。

能让我得到点安慰的是，舅父这次生病时间，正逢我刚刚退居二线，使我有了陪伴和照顾的时间，这也许是上天的安排吧！他每隔半月、二十天就要犯回病，照杨先生开的药方服几付就好转。

我的孩子们威、小慧、小可以及一些亲人、朋友不断去看望，韩庄的老杜妗子和与舅父同姓的进才舅也几次来探望。除了犯病的时候，他仍是乐哈哈的，每天都外出活动。我时常买一些野生鲫鱼、元鱼和牛盘肠等给以补养，不断地补液、输些氨基酸等。

舅父一天天地坚持住，我一天天地陪伴着，他仍是在消瘦，但始终没有卧床不起，也不大说痛苦，更不呻吟。每当我俩同室而眠时，他就讲一些晚年多么幸福的话，并多次拿自己同本村及邻村熟悉的同龄人比较，说是有儿有女的也没有几人能比得上他自己。

有时我们交谈到深夜，我就有意地问一些我不曾看到的老一代的情况，问一些我记忆模糊的形象，特别是辞世较早的父母的形象，舅父就给以描述。他除了讲些自己的满足外，并不讲少年时和以后经历的苦难，也不讲对我们的奉献。

2000年的春节将至，我提前回老家给先人、祖辈、父辈和已逝的兄长上了坟，为的是大年初一不再回家，能够陪舅父一起过年。就在我回家转来的第二天（腊月二十五），晚上我俩住在一起，舅父郑重地对我说，晚点他要回王新庄。

我明白这话的意思，就安慰说：“好好的，说这干啥？”他回答说：“终有这一天。”我听了很难受，就又说了些宽心话。腊月二十六的早上我给已调往南阳的妹妹通电话，说了舅父说的话。当天上午妹妹就从南阳回来，除了带些吃的外，又给他拆洗了被子，洗了衬衣。

晚上，威、小可等都来到舅父身边，屋里集了七、八个他的亲人，他当然很开心。大约10时，他催促大家回去休息，并盖上了拆洗过的被子睡下。我也就睡下了。不多时，他又开始不停地翻动。我看出他的病又犯了，且疼的不轻。就到大门外买了一盒止疼针剂（似是6542）和一个注射用针，注射后有些效果，但没过多久就又疼起来。

我又赶紧跑到县医院，请求值班医生开点杜冷丁。医生开了处方，但药房已无存药，只好还用原来的针剂注射。我又到同院外甥张锋住的单元楼上把情况说给妹妹。她即下楼来到舅父身边。

午夜，舅父感到疼痛有些减轻，就催妹妹上楼休息，同时也说让我睡一会儿。我心里明白，不能入睡。直至天将明，他说有些饿，喝了点开水冲的奶粉后，说“好些了”，接着就平静下来。这时他让我摸脉搏，我感到情况不好，就喊来妹妹，一边准备车子送医院。谁知舅父越来越静下来，呼吸微弱。我就用热毛巾给他擦身子，又用剃须刀清理面部。舅父就慢慢地、安静地停止了呼吸，不论怎么喊叫，都没了反应。这是在公元2000年春节前的腊月二十七日，天微明的时候。这时，我和妹妹都在舅父身边。

他是我的父辈辞世时唯一一位我和妹妹都守在身边的亲人，也是陪伴我时间最长（56年）的亲人。他一直支撑住没有卧床，除了这天夜里的小便外，我没有给他端屎端尿，也没有背或抱过他一次。显然，他是个不愿给亲人“添麻烦”的人。

该年腊月为小月，再过一天就是除夕。当务之急是料理后事。我先给彬谦、威、可打了电话，接着给平道弟打电话，说了舅父的遗愿，让平道弟选好墓地、准备好券墓的砖等。

待我安排好，乘车回去“破土”时，墓坑已将近打好，原来是金亭兄替我破的土。墓地就选在村西北距母亲和父辈墓（祖茔）不远处，这让我感动得直流泪。

当我返回县城时，大家已给舅父穿戴齐备，价值6000多元的棺木、棺罩等都已安置妥当，入殓后即护送茔地。我兄妹两家及部分朋友数十人前去送葬，并在墓前吊唁。中午下葬结束，舅父也就为安了。

舅父的茔地背靠岗丘，足蹬溪流，地理位置优越，且是券墓，安葬标准是所有父辈亲人中最好的。每每我们到墓前看望时，还在赞扬他的眼光和福气。

公元2017年清明节，在给祖、父辈立碑的同时，我兄妹和二子为舅父竖起了墓碑，特书“慈恩如父”，并在周围植上了四株象征舅父品质的翠柏。

舅父辞世18年了（今年是他100年诞辰），但他的音容仍在我们心中，他勤劳、善良、宽厚、智慧的形象仍在我们心中，他的恩德也将在我们心中永存。 

未完待续，下期：

【家史故事-真水无香】 思忆我的父辈亲人和恩师（七） 恩师刘玉贤先生


作者简介


王志道，1942年出生，系河南省社旗县饶良镇人。1962年，他从泌阳师范毕业，自此踏上工作岗位。1972年，王志道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其职业生涯伊始，在饶良小学任教三年。随后，因自身能力突出，被党组织选拔，从而步入从政之路。

1973年，王志道担任永红（现太和）公社党委副书记；1980年，出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。此后，他又先后担任下洼乡党委书记、县委统战部副部长，他还先后在县民政局、粮食局、水利局等部门任局长。直至2003年，王志道在县财政局光荣退休。退休后，他继续发挥余热，担任该局老干部支部书记。

退休后的王志道，对家乡往昔的历史满怀深情，全身心投入到村史、家史等文章的撰写之中。他以丰富细腻的语言，融入浓郁醇厚的人情与乡情，通过忆苦思甜，生动地叙述了自己幼年痛失双亲，从一名放牛娃历经诸多艰辛，逐步成长为人民教师的那段苦乐交织的人生历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