饶良清代乾隆己酉年时期的古遗迹纪实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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饶良清代乾隆己酉年时期的古遗迹纪实
李四占撰文
饶良老街村南出土类似文物的古石板，引发的深度追踪，探寻历史中饶良地区民间组织与商业组织产生出的（合社）
饶良老街南有一村民家院子里收藏一块长
四方形青石板，我有幸在前几年看到此珍贵的历史古遗迹，根据这位村民说，这块石板原从饶良西街南老棉花库那个位置挖掘出来的，老棉花库前身曾经是有一座和社旗山陕会馆一样的大戏台会馆，那壮观的古建筑堪称赊店会馆，甚至还超过社旗会馆之美，镇里有些老年人曾经看到过
就是在这个饶良山陕会馆被破四旧时候拆除的啥也没有了，而这块石板就在会馆原址地下挖掘出来的，青石板长约二尺多，宽约一尺五左右，石板正面本来刻的有字，被常年当洗衣石搓洗，捶打，加上常年在村民院外风吹日晒，文字虽然有痕迹，但是也看清楚写的什么内容了，真是可惜，石板厚度约三四指（五公分左右）侧面刻有文字清晰可辨，文字写《乾隆己酉年合社人立》字样。当时也不知道这所刻的六合社是一个什么村？一个特殊组织，还是什么社团，乾隆己酉年通过查万年历得知是公元1789年（己酉年）乾隆在1789年是54岁。
此事过去多年，一直在我心怀是个难解又想知道的谜团，乾隆己酉年合社人立这个石板做碑林纪念，肯定有特殊纪念意义，从清代到如今将近300年的历史了，向谁打听呢？
如今网络大数据整合，AI深度整合倒是帮我大忙。通过深度分析，以及乾隆己酉1789年间在河南社旗一带查找信息（合社人）给出了详细的分析，从中可查端倪

根据历史文献和地方史料的综合分析，乾隆己酉年（1789年）前后，河南南阳及社旗（时称赊旗店）一带确实存在与“合社人”相关的社会组织形式，其核心表现为商业行会的联合运作。以下从历史背景、组织形态及具体例证三方面展开说明：

一、社旗商业行会的兴盛与“合社”机制

社旗（赊旗店）在清代是南北交通枢纽和商业重镇，山陕会馆作为核心商业行会的载体，其碑刻文献揭示了当时商业组织的运作模式。乾隆五十年（1785年）立的《公议杂货行规碑记》明确记载，当地商人通过“公议”形式制定行业规则，涉及商品质量、交易规范等18项内容，并“禀明县主蔡老爷”批准后刻碑公示。这种由多个商号联合议定行规的行为，本质上是一种“合社”性质的集体决策机制，参与议定的商人可视为广义上的“合社人”。

此外，山陕会馆的兴建本身即体现了跨地域、跨行业的联合特征。该会馆由山西、陕西商人共同出资，历经6帝136年建成，不仅是同乡联谊的场所，更是协调商业纠纷、维护行业秩序的民间行会机构。其运作依赖于各商号的共同参与，例如《创建春秋楼碑记》中记载的捐资商号名单，反映了不同行业商人通过资金联合支持会馆建设的“合社”模式。

二、南阳地区会社组织的历史渊源

清代南阳地区的会社组织具有深厚传统。宋代以降，南阳已出现经济性会社，如医药行会、手工业行会等，这些组织通过联合经营和资源共享增强市场竞争力。至乾隆时期，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，社旗等地的商业行会进一步发展，形成了以会馆为中心的行业联盟。例如，山陕会馆不仅整合了山陕籍商人，还吸纳了本地及其他省份的商户，形成跨地域的“合社”网络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社旗的商业行会并非孤立存在。南阳府其他县份（如唐河、新野）在乾隆年间也有类似的行会活动，例如唐河县的药材行会通过联合采购和统一价格维护行业利益。这种区域性的行业协作，进一步印证了“合社人”作为跨地域商业联盟成员的存在。

三、“合社人”的具体指向与历史佐证

尽管“合社人”这一术语未直接见于现存碑刻，但通过对社旗山陕会馆碑刻的分析，可以推断其具体所指：

1. 行会联合成员：《公议杂货行规碑记》中提到的“同行商贾公议”，表明参与议定行规的商人属于同一行业的联合组织，他们通过集体决策维护共同利益，符合“合社人”的特征。

2. 跨行业协作主体：山陕会馆内的《过载行差务碑记》显示，不同行业（如运输业、零售业）的商人通过会馆协调利益，这种跨行业的合作模式同样体现了“合社”性质。

3. 地方社会治理参与者：会馆碑刻中多次提到“禀明县主”，说明行会组织在制定规则时需与地方官府沟通，其成员（即“合社人”）实际上参与了地方商业秩序的治理。

四、结论

综合来看，乾隆己酉年（1789年）前后，南阳及社旗一带的“合社人”主要指向参与商业行会联合运作的商人。他们通过会馆这一平台，以“公议”形式制定行规、协调利益，形成了跨地域、跨行业的商业联盟。尽管“合社人”这一称谓未被直接记录，但其组织形态和活动模式与清代行会的“合社”机制高度吻合。社旗山陕会馆现存的碑刻文献，为这一历史现象提供了直接佐证。

如需进一步研究，可重点查阅《南阳府志》《赊旗镇志》等地方志，以及山陕会馆现存碑刻的原始拓片，以获取更具体的“合社人”活动记录。